共產主義

komo答﹕不會了,這不是我擅長的類型。那可是完全不同的遊戲,拍攝片廠影片,事情沒法控制,總有人為你決定大小事項,由錢到用什麼鏡頭,你只是個執行者。明星的酬勞都很瘋狂、可恥,甚至佔總開支的70%,我絕不是明星制度的追隨者。我對大片失去興趣了,慶幸我不大需要大片來維持生計,小得像《與安娜的四個晚上》也可以是成功的電影。《與安娜》在我家後面那片森林拍攝,我不用住在酒店,拍完後回家,這是我最喜歡的方法。下一部電影也將會在那個森林拍攝。

【明報專訊】問﹕1989距今剛好二十年了,在波蘭拍片,八九前後,有那些不一樣的地方

答﹕有很大分別。Polish Film Institute成立已經三年多(2005年成立),他們定立了拍片的規則,他們的預算十分龐大,幫助了八成的波蘭電影,為每計劃籌組五成資金,對很多想拍電影的年青人,這是關鍵的資助。(問﹕政治方面有哪些不一樣了?你的《舉手!》當年曾被禁映。)那時候,政治審查是很大的問題,什麼都要送審,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去做,現在沒有審查,這也是從前與現在最大的差別。藝術家當時的社會責任是警世,甚至用影片抗爭。我的所有電影都有一個信息﹕主角的遭遇都不是他所渴求的。藝術家對共產主義投不信任票,作品於是要傳達這信息。問﹕你們當時受了法國新浪潮的影響嗎?看你的影片也覺得有英國六十年代「angry young man」的味道。

答﹕共產主義國家與西方完全斷絕,我到了25歲才知道誰是海明威。拍片前我沒有看到法國新浪潮的電影,我們沒有西方的文化薰陶。但很有趣的一件事,我帶着第一部影片參加紐約電影節,放映第二天被報章影評人批評那是沒有剪接的日常瑣事。那天上午我吃早餐,鄰桌一個比我略年長的人走過來,說別理會那些美國蠢材,你與我將是世界最好的導演。然後他自我介紹說,他是尚盧.高達。

問﹕你作品的題材好像較少涉及政治?除了《Moonlighting》(1982)提及波蘭八十年代初的戒嚴令。我們過去看華意達的影片,都是政治及歷史的題材。

答﹕華意達較喜歡大的題材,他的電影總是有社會及政治的激情。我較關心個人的命運,不想闖入全景(panorama)的世界。影片《舉手!》的政治味道最強了,是部反共影片,裏頭有個很大膽的鏡頭,一班學生合力做一個巨大的史太林紙板,錯誤的弄出了四隻眼睛。這比喻再清楚不過,當時距史太林之死已經十多年,但那四隻眼睛仍看着我們。電影拍完後,政府當局禁映,他們給我發護照,叫我離開波蘭。

未來計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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